[翻譯] 世界著火了：從查爾斯穆爾牧師的自焚事件反思生與死

我平常對基督教文章當然是沒甚麼興趣。但這篇真是好文。原文：https://www.rmnetwork.org/newrmn/world-on-fire-reflections-on-the-life-and-death-by-self-immolation-of-rev-charles-moore/

今年（譯註：2014）的 6 月 21 號標記著 James Chaney, Andrew Goodman 與 Michael Schwerner, 三位在南方致力於推動黑人登記投票（譯註：美國沒有全國性身分／戶籍制度，故全國性投票不像台灣有投票人名冊，而是要由有投票權的人先行登記為投票人，故特定立場者可以透過阻礙特定族群登記投票來左右選舉結果。）的大學生在所謂的 “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遭到謀殺的五十周年。這樁慘案後來成了電影 “Mississippi Burning” 的緣起。

今年的 6 月 23 日，一位退休的美國衛理公會神職者：查爾斯穆爾牧師，把開車到他在德州東北部的家鄉大鹽湖，把車停在一元商店的停車場，全身淋滿汽油引火自焚。有些人認為他一定是瘋了才會採取這樣的行動，但其家人和朋友發現的一封信揭示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故事。

查爾斯·穆爾認為他為公民權利所做的不夠，即使他的女婿比爾倫夫牧師洛指出，“身為一個年輕的牧師，他因為挺身支持（族群）整合而被踢出了好幾個在德州東部的教會”。他寫下的筆記指出，他原本打算於 6 月 19 日在他的母校，SMU 的帕金斯神學院中自焚，這一天，關於亞伯拉罕·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的消息，在簽署的一年半之後，終於傳到了德州。查爾斯寫道，在最後一刻，他膽怯了，但他顯然在四天後找到貫徹計劃的勇氣。

從一張在查爾斯·穆爾的車內被找到的便條上，我們得以瞥見在這個那些年輕的民權運動者之死的週年紀念日，壓在他心頭的重負為何。比爾倫夫洛說：“他擔心的是那些為無法取得足夠的食物和足夠的營養的人制定的方案被削減；服務數百萬人的健保計畫被拒絕，唯一的理由是針對總統的恨意；種族主義猖獗；聯合衛理公會主持的同性結合儀式被認為是與諸如強姦，戀童癖，敲詐勒索等犯罪行為同等的罪行；LGBTQ人士仍然受苦於歧視行為；死刑仍作為根本無阻嚇作用的至高無上的處罰；所有兒童皆受惠的優質國民教育受到削減；投票權被歧視性法律所剝奪；正義的行使在少數民族和窮人身上的不平衡；對富人減稅的建議；領導者和立法者享受社會不公帶來的利益。他認為他的行為是一種無上的犧牲，為所有的人，包括強者與弱者。他相信對於他的行動的記憶將為療癒帶來契機。

這些話擊打我們之處在於，查爾斯寫的這一切真實到令人心碎。查爾斯·穆爾了解，他的世界──我們的世界──著火了！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不希望他的死的可怕情狀僅僅成為一個短暫的新聞片段或詆毀這奉獻一生於社會正義之人的藉口。我們必須小心，我們不應自我誘惑，以為對他的自焚的無聲回應是尊重他和他的家人的行為。沉默是對他的不尊重，對他的家人的不尊重，正折損了他關心的正義。我們也必須小心，我們不應浪漫化他的死法。對於查爾斯，他的行動是支持邊緣人的象徵，他感覺到他的基督教信仰驅使他將這些人團結起來，他的行動是為了喚起我們的回應。

查爾斯的自焚已經深深地激起我們，使我們覺得有必要分享一些我們個人的回應。查爾斯了解：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異性戀主義，階級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不同形式的壓迫，有著不同的歷史，而且往往帶來不同的結果，但它們都綁定在同一個壓迫的共享網絡之中。查爾斯·摩爾對正義的擔憂與承諾是包容而不是排斥。他看見並挑戰隱藏於非正義中的成見，偏見，仇恨和非人化，無論它的受害者是誰。跟查爾斯一樣，我們相信我們的所服諺的身為基督徒的責任要求我們在壓迫中負起責任，然後朝著所有人的解放努力！馬丁·路德·金寫道：“任何地方的不公義都是對所有地方的公義的威脅。”查爾斯·穆爾爭正活出了這句話。

雖然 Gil 和 Sid 通過不同的生活經歷應對這種悲劇，我們，就像我們的兄弟查爾斯，是看穿了所有形式與系統的壓迫，霸權，歧視的交織特性的行動家。查爾斯不是一個只專注於一個問題上的人。他死時心頭的心頭的重擔乃是來自諸多痛苦的哭喊。

我們可以從查爾斯·穆爾去世學到什麼教訓？

首先，我們不得不說，他的自焚行為乃是某種超越任何我們可以親自想像的事物。熱衷於某個志向的社會運動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並不算少見。甘地一定知道站起來反對大英帝國是一個危險的冒險行為。在他被殺害的前一天晚上，馬丁·路德·金說， “就像任何人，我寧願活著──活很久；長壽有它的重要性。但我不過於在意這件事。 ……我恐怕無法和你一同奮戰到底。” 危險迫在眉睫，他知道這一點。即使是耶穌，他騎著小馬領導的遊行行列從耶路撒冷東方出發的同一天，彼拉多騎著他的白色公馬率領著羅馬軍團從西方啟程。他知道這種行為會導致他被逮捕，並有可能被控對羅馬叛亂而被處死。然而，出於信念將自己置於可能的傷害之前，仍然與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們有機會在查爾斯採取這個激烈的動作之前跟他談談，我們肯定會試圖說服他別這樣。但無論這為了爭取正義和和平而採取的自焚手段從現在基督徒的角度來看是多麼可怕，多麼非常規，此舉確有其歷史先例。就在去年，一位藏族僧人在一受到中國當局批評的中國寺院中自焚。他是自二零零九年二月起的一系列反對中國統治的抗議活動中第一百零八位自焚者。

其次，查爾斯真的預期透過他的極端行為可以帶來他所希望的改變嗎？

當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個問題的完整答案，但我們可以透過反思在他之前的一些舉動而得到一些關於他的思維的洞見。在1995年春天在奧斯汀的聯合衛委員會主教團年會期間，查爾斯完成了15天的絕食行動以抗議的聯合衛理公會對LGBTQ 人士的處置，他的目標是鼓勵他們做一個統一的聲明，譴責目前聯合衛理公會紀律條文中的排除語句。以下的引文出自奧斯汀紀事報（1995年10月6日），其中指出了查爾斯所期盼的為何，而且或許也是他在最後一刻所希望的：

主教理事會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立場，而是發表聲明，譴責對男女同性戀者權益的侵犯。這只是一個麵包屑，而不是穆爾所呼喊要求的麵包，但他依舊接受了。他知道在一開始他可能無法改變 UMC 的內部機構，但是那不是他禁食的目的。“這是為了觸及那些尚不僵化的人，”他說。

尼布爾寫到，如果我們想“互愛”，光是力爭互愛；實現互愛是不夠的，我們要為“犧牲的愛”努力。也許查爾斯認為，他的犧牲的愛的行為可能為相互關愛，特別是以正義的形式，創造機會。

第三，（這個想法來自 Sid 的會眾，Annette D'Armata 博士）：我們在查爾斯的死亡的這個自我加諸而且恐怖的情況中感到倒彈，但卻可以正常化那些我們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從基於種族，性取向，或收入的系統性壓迫，到恐怖地轟炸幼兒，婦女和男人……這個事實恰恰是查爾斯覺得他必須用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照亮的絕望之處。 D'Armata寫道，“我/我們對他的決定感到全然的不安，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強大的，即使我們不同意。”然後，她回想起潘霍華的話：“（我們）不能簡單地包紮車輪下的受害者，必需的是卡住車輪的輻條本身。＂

我們相信，我們必須從查爾斯的一生的信念中所學得的教訓──即便在我們掙扎於理解他選擇的死法──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認知到圍繞於我們身邊的恐怖，並共同努力將之打斷──以我們最深切的人性和基督之名。面對這個時代的恐怖，我們必須要求耶穌不會成為一個溫順馴化的的象徵，而是這世界的轉型與愛的實體化身。

最後，我們特別將查爾斯·穆爾的家人保持在我們的心中並為他們祈禱。他遺下了妻子，兒子，孫子女，以及其他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查爾斯的繼女，凱西倫夫洛，指出：“他沒有意識到的是他將會留下的情感風暴”──對於那些愛他的人。她指出一個悲哀的事實，即查爾斯不知道他仍然有帶來改變的潛力。在他的追悼會上的見證正顯示出了他對別人的生活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當我們反思查爾斯·穆爾的生與死，我們祈禱自己能夠記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實現變革的潛力，而我們所造成的影響往往比我們能確實體會的更多。